张震说。

小时候，我住在山上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，人烟稀少。所以我小时候更亲近大自然。记得我家附近有一条蜿蜒的外双溪，可以钓虾，也有瀑布。那时候生活很简单，我每天跟着姥姥去散步。姥姥从前经营画廊，擅长多种编织艺术，她时常带着我去写生、画画。其他时候，我就在山里无拘无束地跑来跑去。家里给了我很大的自由，去选择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。

最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电影，是由三段故事组成的《儿子的大玩偶》，根据黄春明的同名小说改编，“台湾新电影”的代表作品。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故事了，《儿子的大玩偶》这段故事的导演，刚好是和我因缘深厚的侯孝贤。其中有一个桥段令小时候的我印象尤其深刻：那时家家户户都要买压力锅，可是有一家人住在乡下，不太会用，摆弄一阵，压力锅当场爆炸了。这个画面至今仍然映在我的脑海里。

台湾很小，因为地方小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自然会比较紧密一点，城市的各个角落因此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丝一缕的亲昵与善意。这些蕴含丰厚的人情人文，大概也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我的处事心态和表演方式里。

前几年，在拍《聂隐娘》的时候，我和侯孝贤导演聊天，我说从台北去台中或宜兰，甚至去海边，交通都很方便，一小时就到了。忽然之间换一个环境，能让自己在比较紧张的时候缓缓松弛下来。我爱爬山，开半个小时车就可以抵达山脚。台北附近的山上有很多古道，都是很久以前的前人留下来的。   

14岁时，我出演了杨德昌导演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这部电影当然是对我影响最深的。第一次拍电影，有点不知所措，虽然导演在开拍之前已经有安排表演课，但到了现场还是常常不知道怎么去演戏，更不知道要以怎样的节奏和方式入戏。对于那个年龄的我而言，拍6到9个月的电影，简直是一段漫长难熬的时间。导演用了很多方式，引导我进入那个角色。片中，小四杀小明那一场戏令我非常难忘。演出时，我处于相当忘我的状态，因为太过沉浸其中而分不清是真是假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绪，并非出于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，而是我真的随着这个人物去过他的生活，被他牵着走，融入到他的情感里。我头一次有这样的感受——有些事情会分不清是真实或虚假，演出的当下，我确实认为他是非常真实的，那份感受让我深受感动。而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我会去演戏的原因。

从复兴美工毕业后，我本想去做时装杂志的记者或美编。然而看过一些相关工作环境后，发觉好像跟想象中不太一样。适逢《麻将》开拍在即，杨德昌导演找了我参与演出，当时初出社会，很有干劲，一心想做点什么，心想，既然都参与演出了，不如顺道做些跟美术部门相关的事，便加入了道具组。

当初拍《牯岭街》时，我几乎就是在过着小四的生活，到了《麻将》，因身兼道具，拍完后还得跟副导等人一块收东西，所以可以很快从剧中人物的状态抽离。对我来讲，拍《麻将》还蛮痛苦的，不是表演方面，而是身为工作人员所背负的压力。与杨导共处或拍他的戏，会一直不断收到的讯息就是：一个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；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就代表有一点危险了。

认识自己其实很重要，认识自己愈多，愈能掌握自己的情绪，比较知道可以用什么方式把情绪带出来。当你比较有自己的看法之后，看剧本时，也较能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剧中人物，且在与人沟通时，才有办法讲述得更清楚。

我自己的性格趋于稳定，是要到二十六七岁之后。此前，对于自我的认识并不深，很多都仍处于寻找的过程，尚未确立下来。包括演戏这件事也是，从《牯岭街》、《麻将》、《春光乍泄》，一直到退伍后拍了《卧虎藏龙》，我慢慢体会到演戏大概是怎么回事，我的性格和扮演的很多角色其实并不相似，乃至截然不同。但拍戏的微妙之处就在于，我在不同的电影里过着不一样的人生，我参演的每一步电影，又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的真实人生。

参演王家卫导演的《爱神》时，我难得有机会与巩俐演对手戏。她让我回到那种很扎实的表演，让我领会到，如果要做一个成熟的演员，就要像她那样，认真地进入那个角色，让感情自然流露，不是用“演技”，而是用真心去感动观众，同时感动自己。我从心底很佩服她，我是半路出家，所有的表演技巧都是靠作品去一部一部积累。如果没有碰到她，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没有方向。

我是一个“慢节奏”的人，后来拿捏角色时，我开始尝试着找一个跟自己比较像的共同点去切入，这样更容易说服自己，放下抵触和防范，走进角色的心。

《吴清源》对我的影响比较特别。第一次跟田壮壮导演合作，第一次离家那么长时间地拍摄，跨越的地方也很多。那时我发现，以前打电动的时候学的日语完全不足以沟通，于是只能努力地学。我那时一直抓着一位司机，他不会英文也不会中文，我就一直跟他聊天，听不懂就比画，一直做笔记，每天把他讲的词硬背下来。只有这样，拍戏的时候我才敢开口，否则，我觉得自己还没演就已经输了一半。因为剧组里大部分都是日本演员，跟他们对词的时候必须讲比较流利的日语，否则他们就会停下来不演。所以，我逼自己说日语，到不用想、直接翻译的程度。

从以前拍到现在，很多技能学了，就会一直长在自己身上。比如我很久都没有用到日语，可如果碰巧看到日文杂志或节目，我就会特意去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明白这些词的意思，确保自己没有忘记。拍《一代宗师》学会了八极拳，我现在还是会练。拍《吴清源》时掌握了围棋，因为得有对手，我并不常下，但如果正好看到电视里在播放围棋比赛，我会留心去看。

演戏这份工作，需要量的积累。因为我的量比较小，所以我养成习惯，以尽可能长的时间，去为每部戏做尽可能多的准备。我要饰演的那个人物，得对他领域内的东西非常在行，如果我不感兴趣，观众必定会看出来——他看起来好像要赶紧把这件事情做完，然后跑掉。

导演，剧组，观众，大家共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成为另外一个人。我为何不好好把握这几个月的时间，认真地过另外一个人的生活？生活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可以因此学会一项技能，不必说学得特别炉火纯青，但对此有自己的认识、理解、见地，可以用自己的表现方式去把它尽可能真实地演绎出来，这贴近于我做事情的方式。也许别人不尽如此，但我唯能选择如此。

因为14岁拍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，我开始看杨德昌导演的电影，从《独立时代》，到《恐怖分子》、《麻将》；后来，又从侯孝贤导演的《悲情城市》，到李安导演的《推手》。这些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台湾电影，每个故事，都衔接一个特定的年代，衔接一群生长在这里的人和这片土地，而我，站立其中，逐渐萌生出对电影、对人生的独一无二的感受。

除了做演员，目前我最想尝试的其实是监制，创作剧本，担任导演，这些部分参与电影艺术创作的角色，我都已经努力过了。我想完完整整地体验一部戏从最初找投资，到最后上片前规划宣传的全过程。每一个环节，都蕴含着不一样的专业，我觉得得全面性地去认识这些，才真的有资格说：“我很喜欢电影。”

我的朋友舒国治说：“能够走路，是世上最美之事。”我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人，是一个在时间里流浪的人，但我想在电影这个领域，保持不疾不徐的节奏，最适合我的节奏，步伐有力地走下去。

就像拍电影，最好玩的地方在于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很多导演的拍摄守则里面会有一条说：“在你要喊‘咔’之前，再等10秒钟。”我觉得，永远都保持这种心态，人生会邂逅比较多的惊喜。

你看，这也是电影最大的魅力，它让人可以有机会去过不一样的人生，天马行空，是电影，给了每个人做梦的权利。